竊錄電話能成為法庭上的證據嗎？
偵查機關若欲實施監聽，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（簡稱通保法）第5條第1項，不僅有案件範圍的限制，更須向法院聲請監聽票才得為之。即便遇有如投置爆裂物、擄人勒贖等急迫情事，致無法於事前聲請監聽票，但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6條第1項，亦應在事後24小時內向法院聲請補發。而就算依此等程序取得監聽票，但在德國被稱為大監聽（groBer Lauschangriff）的手段，即於住宅裝設竊聽器、錄音錄影或其他監察設備，依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3條第1項但書，乃屬於絕對禁止，以防止人民的隱私權核心遭完全剝奪。
所以，針對台大醫院的竊錄行為，若屬偵查或情治機關所為的話，則在無監聽票的情況下，執行與協助者就觸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2項，法定刑為六個月至五年有期徒刑的違法監察罪。因此所取得的內容及衍生的證據，依同法第18條之1第2項，亦不得於偵查、司法或任何程序中使用，而絕對遭排除，以來防杜國家機關濫用監聽之情事一再發生。
至於若錄音者為一般民眾，即會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的無故竊錄罪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的非法監聽罪。但有疑問的是，通保法雖要求監聽須有法院令狀等等之要件，但如此的程序規範，其目的乃在防止國家機關之權力濫用，故關於私人違法監聽所得的內容，是否能於偵查與審判中使用，於現行法乃付之闕如。所以，於司法實務運作上，面對如此的法律漏洞，就採取相對排除法則，即由法官於具體個案為比例原則，致易流於司法的恣意與專斷。
且以此次台大醫院的事件來說，竊錄者若以揭發串供或教唆偽證等不法情事為正當化理由，是否能稱為「無故」呢？而以竊錄罪論斷，就會產生疑問。甚而依通保法第29條第3款，錄音者若為參與談話之一方，亦因無隱私權侵害，致可阻卻法律上的課責。若果如此，則因此所得的證據就非屬不法，就更難為法院所排除。
美國水門案給世人的省思是，掌有國家機器的領導者，不僅可運用執政資源來打擊反對者，於事件爆發後，更極盡所能的以各種空泛的維護國家安全之理由，來抗拒任何司法調查，甚至湮滅證據。若非華盛頓郵兩位年輕記者的窮追猛打，再加上所謂深喉嚨的爆料者，水門案實難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
而前年九月政爭所爆發檢警機關浮濫監聽之情事，亦曾被媒體比之為台灣的水門案，也迫使立法院於今年一月修改通保法，期以更嚴格的規範來防止監聽遭濫用。惟監聽畢竟屬於一種隱密的偵查手段，加以電子科技手段的日新月異，再多和再嚴密的法律規定，恐都有其缺漏存在。
更何況，監聽之要件及證據排除法則，其對象乃針對國家機關，而不及於一般人，則此法律漏洞，是否會造成執法機關藉助私人之手，以來規避通保法的嚴苛規範，並造成民眾陷入個人隱私遭剝奪的恐慌中，肯定是在此次台大醫院事件裡，極需思考與解決的課題。
《民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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